近年來，每當中美發生爭吵，國內便會展開熱議：中美如何避免跌入或者怎樣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筆者認為，所謂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是艾利森通過簡單歷史類比而對中美關系進行的粗淺而過度的解讀，實際上經不起推敲也沒有現實意義。

　　何為“修昔底德陷阱”？

　　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實則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發明，而是西方學者面對中國崛起創造出來的概念，意在強調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將其應用到中美關系中，就目前能夠看到的資料論，最初應當出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阿利森。其基本含義是，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強國必然對古老的霸主發起挑戰，從而觸發世界范圍的沖突，猶如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結果也會是災難性的，像雅典和斯巴達的沖突一樣，兩個強國都走向衰落。

　　“修昔底德陷阱”最基本的證據來自修昔底德有關雅典和斯巴達戰爭原因的論斷：“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阿利森將這句關鍵的話理解為：雅典勢力的擴張讓斯巴達產生了恐懼，因此雅典應當對戰爭負責。如果將其置換到中美關系中，則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的恐懼，一旦將來發生戰爭，中國應當對戰爭的發生負責�？墒牵�就修昔底德這句話而論，西方學者歷來有不同的解讀，即使那是修昔底德本人的立場，但現代人應當追問，讓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并不僅僅是斯巴達的恐懼，而是斯巴達為什么會恐懼。

　　斯巴達所以主動挑起侵略戰爭，是因為它的社會基礎是對黑勞士的控制。黑勞士是斯巴達主要的生產者，由于有了黑勞士，斯巴達人才能夠脫離生產，變成不事生產的職業士兵，并利用這支職業軍隊長期掌控“希臘世界”。但黑勞士并非一般奴隸，他們時刻準備暴動并謀求獨立。在斯巴達人歷史上，黑勞士至少曾發起過兩到三次大規模的暴動，而且幾乎成功。這讓斯巴達人覺得，他們坐在一座隨時會噴發的火山口上。為控制黑勞士，斯巴達人在公元前6世紀組建了以它自己為核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并絕對不容忍任何他國碰觸自己的勢力范圍，一旦碰觸，必遭打擊。當雅典勢力伸入伯羅奔尼撒，似乎威脅到斯巴達制度根本的時候，斯巴達人就坐不住了，主動挑起了戰爭。因此，當阿利森片面強調雅典的擴張和斯巴達的恐懼，而忽視了斯巴達恐懼的原因時，他已經歪曲了修昔底德的本意。而當他把“修昔底德陷阱”進一步應用到中美關系中時，也不免顛倒了事物的因果關系，片面夸大了中國崛起的威脅。在當今世界上，即使美國真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擔心，那在這個所謂的陷阱中，中國絕非正四處擴張的雅典，美國更非當年“希臘世界”寡頭政治的代表斯巴達，對自己的社會制度那么沒有信心，況且它的國內也沒有隨時準備暴動的黑勞士。

　　中國學界對這位近2500年前的古希臘史學家并不陌生。早在1960年，商務印書館已經推出了由謝德風先生根據華爾納（Rex Warner）企鵝叢書英譯本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978年，該書經譯者修訂出了新版本，近年又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卓有影響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分上下兩冊出版。迄至今日，這個版本仍是中文世界的標準譯本。欲真正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本意，不妨把修昔底德的原作找來讀讀，那時您也許會發現，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當今美國人所說的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個概念。勉強應用的話，中國也不是那個挑事的雅典。

　　中美關系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嗎？

　　“修昔底德陷阱”之說濫觴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撰文。在文中，他以斯巴達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隱喻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崛起國必然會挑戰主導國，后者也必然回應挑戰，這樣戰爭就不可避免。此后，他以此提醒美國人警惕中美爆發戰爭的風險，并預言中美大戰可能會在2014年爆發。

　　顯然，艾利森預言并未成真。但是，他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輿論——學界、媒體、公眾對中美關系的習慣性認識。

　　其實，稍作分析不難發現，艾利森只不過是通過簡單粗略的歷史對比論證“修昔底德陷阱”，論據蒼白無力，這種說法本身能否成立都非常值得懷疑，更遑論被用來描述當前的中美關系。 　　

　　第一，由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英譯本比較粗略，艾利森很可能誤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

　　艾利森將斯巴達和雅典走向戰爭的過程概括為：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具體來說，雅典迅速崛起震驚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霸主斯巴達，斯巴達恐懼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雅典崛起做出戰略反應。威脅和反威脅產生了競爭、對抗和最后的沖突。

　　熊文馳根據古希臘文將修昔底德的觀點譯為“我認為，最真實的、也是最沒有說到的原因是，雅典人變得非常強大，以及由此斯巴達人產生的恐懼，使得戰爭必然爆發。”據此，他指出斯巴達并非從一開始就對雅典崛起心懷恐懼，更大程度上，崛起后的雅典因其不明智的戰略打破了與斯巴達之間的海陸均衡才引爆霸權戰爭。這一觀察更符合修昔底德記述的斯巴達和雅典關系的演變。

　　因而，霸權決戰并非不可避免，它之所以發生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明智戰略的惡果，而不宜簡單歸因實力增長導致的恐懼。

　　第二，艾利森對近代以來權力轉移歷史的認識并不準確，因此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說難以成立。

　　為了佐證中國“將在下一個十年修正”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觀點，艾利森稱美國通過戰爭威脅迫使英德兩國接受其在美洲大陸的主導地位。真實情況遠非如此簡單——以美國調停英國與委內瑞拉邊界危機為例，英國將野心勃勃的德國視為更緊迫的威脅，才在自身利益得到充分照顧的情況下，默認了美國的主導地位。

　　此外，艾利森聲稱歷史上存在的權力和平轉移是因為參與競爭的大國對自身政策和社會態度進行了重大調整。對此，詹姆斯?霍姆斯質疑：“一戰”前英國面臨德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對手，美國的經濟實力強于德國并在拉丁美洲排斥英國影響，日本在遠東與英國也不乏爭執。美國和日本均未進行態度和政策的重大調整。但是，英國為何單獨與德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對這一關鍵性問題一直未作回應。

　　第三，所謂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說因忽略歷史發展、罔顧當今世界現狀而缺乏現實意義。

　　一方面，當今世界與修昔底德時代遠隔數千年，國際關系規則和競爭方式等均發生了根本改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與核武器的出現基本上排除了大國發動大規模戰爭以實現戰略目標的可能性，21世紀的國際體系因此更具有穩定性。

　　另一方面，人們對戰爭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古希臘人總體上認為戰爭是命中注定的；一戰前，大多數歐洲人不僅沒意識到戰爭會造成巨大破壞，甚至認為一場大戰對于社會是健康和有益的鍛煉。然而，這種樂觀態度在一戰的廢墟中灰飛煙滅。艾利森用歷史上的大國戰爭類比當前中美關系顯然忽視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各國政府和人民對戰爭的深重恐懼和對和平的極度渴望。

　　此外，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前提是中國將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并不符合中國當下謀求和平發展的實質意圖。

　　中美是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

　　在歷史上也有英美之間權力和平轉移的特例，但西方國際關系的主流更認同所謂大國對抗的觀點。這一說法的最早來源可以追溯到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總結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根源時指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他認為 “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實踐及理論研究也支持這一說法。西方學者如保羅·肯尼迪和米爾斯海默等人在總結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實踐時，也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沖突乃至戰爭。在近代西方國際體系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米爾斯海默甚至以這個邏輯來觀察中美關系并得出結論說，中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首先要跳出這種邏輯推理的思維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行的創刊號，刊登了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習近平在專訪中指出，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習近平的這種理念既來源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實踐發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來源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學習和提煉。他的多次重要講話，都大量引用《易經》、《老子》、《論語》、《孟子》、《荀子》、《商君書》等經典，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在習近平倡導的“中國夢”、以民為本、以法治國、人與自然和諧一體、新型國家利益觀等重要的治國理念中，都能見到中華歷史文化精華厚重的影響。

　　所以，照搬西方處理大國關系的邏輯思維方法，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較高；而按中華歷史文化的思維則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構建出大國關系的新模式。

　　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以民為本。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首要原因在于對國際形勢的誤判。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國明白，今天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必須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習近平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和平思維中，指出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是新的時代特點，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全球化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聯，不僅大大弱化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抗的意愿，更顯著降低了彼此發生沖突和戰爭的風險。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提。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二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推翻過去的國際秩序，建立一個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導的國際秩序。過去的英法之間、英德之間、英法俄與德奧之間、英法美蘇與德意日之間、蘇聯與美國之間對抗和沖突的根源，實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和沖突，或者都是為了在國際秩序中獲得排他性的主導和優勢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國之間、大國集團之間的沖突和競爭的災難，就必須在國際秩序觀上有新的突破。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三個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國家利益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摒棄有你無我，以力取利、贏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戲為特征的傳統國家利益觀。習近平在爭取、維護、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外交實踐中，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的精華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國家利益觀。傳統義利觀的精華，就是孔子提出的“見利思義”。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其第四個根源是由于大國追求安全的結果，導致相互都覺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脅，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脅，每個國家集團安全的結果導致另一個國家集團的不安全，單獨追求安全的結果最終導致沖突和戰爭。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擺脫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為目的的新型安全體系。

　　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實踐基因

　　從中國和平發展30多年的實踐來看，中國的崛起也有許多方面不同于過去與霸權國爭霸的那些新興大國，與當年的英國、西班牙、德國、日本、蘇聯等崛起時的情況有重大不同：

　　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面追求本國的權力為目的。

　　中國不把任何地區視為中國的勢力范圍，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小國、弱國的關系，也沒有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與被保護國、附屬國、勢力范圍的關系，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引發直接和間接戰爭的可能性。

　　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與國際環境的一個最基本的國策就是中國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既定國策。

　　新型中美關系的構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須解答好的重大命題

　　中美關系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因此它會對其他的大國關系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在中美之間探索出一種合作而非對立、雙贏而非“零和”、良性競爭而非惡意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須解答好的重大命題。

　　中美關系已經開始形成易經思維的那種陰陽關系。這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有邊界領土爭端等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并無你死我活你贏我輸的零和博弈。中國不僅不推翻現存的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反而積極努力地融入了這個體系；中國不僅沒有挑戰現存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而積極遵守和維護以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準則為基礎的現存秩序，甚至在許多方面比美國更愿意維護聯合國機制、WTO機制。最易引起中美沖突的臺灣問題，盡管仍是中美之間的一個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響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關系似敵似友，非敵非友，退中有進，競爭中有合作，總的方向是朝著穩定對話和合作伙伴關系發展的趨勢。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需要從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中吸取新的思維、新的思想。習近平提出的邀請大國與中國共同和平發展、以合作共贏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顧他國利益為動力、以共同安全為核心等思想，是中華歷史文化精華的體現，可以視為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構想。 （綜合人民網、光明日報、國際在線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