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成績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浙江工業企業在經濟下行時期相對加快技術進步，使技術進步對工業經濟增長貢獻份額大于資本和勞動貢獻，較好促進了微觀均衡重建，加快形成了有利于浙江工業回升的基本面。這既表明浙江工業企業具有較強韌性，也表明“機器換人”在浙江取得了實質性成效，更表明浙江以草根韌性為支撐的企業技術進步，是工業增長加快回升的主要因素。

　　浙江工業增速正經歷從先于全國下行到先于全國回升的重大轉折

　　▲2000.1-2017.8按月積累浙江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在全國位次

　　十幾年前開始浙江工業出現相對性下滑。

　　十幾年前，浙江規上工業增長速度，在領跑全國的位次上開始下滑。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全國出口增速斷崖式下跌，浙江工業增長在全國位次進一步下滑。2008—2015年，浙江工業陷入寒潮，期間除2010年個別月份外，規上工業增速持續低于全國平均，持續排在全國20名之外。

　　2016年浙江工業先于全國筑底回升。

　　2016年浙江工業增加值增速達6.2%，超過全國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增速在全國的位次提升3位至第22位，初步遏制了工業增長的持續下滑。今年1—8月，浙江工業增加值增速達7.8%，領先全國1.1個百分點，在全國位次上升至第13位。若與2012年浙江工業增加值增速一度跌至全國30位相比，回升幅度達17位。

　　技術進步成為浙江工業增速先于全國回升的主要動力。對于浙江工業先于全國回升，很可能主要是技術進步的作用。

　　1998-2016年浙江規上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為7.1%。雖然按年度比較，這一數值大致呈現下降態勢，但相對于工業增加值增速更大幅度的回落，全要素生產率對于工業增長的作用明顯提高，與之相應的是技術進步貢獻逐步加大。

　　技術進步對浙江工業增長貢獻從低到高三個階段

　　根據技術進步增長率及其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變化，可將1998年至今浙江工業增長分為不同要素驅動的三個階段，而2011—2016年浙江工業增長以技術進步驅動為主，為當下浙江工業回升提供了實證解讀。

　　▲1998-2016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技術進步、資本及勞動貢獻率變動

　　第一階段1998—2004年，勞動和資本貢獻為主，技術進步貢獻較低。

　　1998亞洲金融危機結束至2004年，浙江工業增長領跑全國。此期間，浙江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達23.8%，資本投入增速15.5%，勞動力投入增速12.0%，技術進步增速10.3%。這一時期工業增長貢獻主要來自勞動和資本，其中勞動貢獻30.3%，資本貢獻26.2%，兩者合計56.5%。而技術進步貢獻僅43.5%，比勞動資本貢獻合計低13.0個百分點。這一結果與浙江以勞動密集傳統工業為主的經驗感受基本一致。

　　2004年以前浙江工業經濟實現較快增長，主要得益于多數工業企業主要靠“跑量”積累利潤，長期依賴低成本勞動為主的低價格要素、以及低層次商品為主的市場需求。這一階段勞動和資本貢獻相對較高，勞動者得到的實惠較少，技術進步貢獻率相對較低，保持長期持續增長能力較弱。

　　第二階段2004—2011年，資本貢獻上升，勞動貢獻下降，技術進步貢獻有所上升。

　　

　　這一時期，浙江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回落至11.2%，資本和勞動投入增速分別降至9.5%和2.4%，技術進步增速降至5.9%。各要素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資本占34.1%，勞動占13.0%，技術進步占52.9%。

　　與第一階段相比，資本貢獻提高7.9個百分點，勞動貢獻下降高達17.3個百分點，技術進步貢獻提高9.4個百分點。這一結果與2004以來勞動力供給短缺逐步顯現，資本投入對工業增長貢獻加大的實際情況相符。

　　

　　這一時期，浙江工業長期積累的素質性、結構性問題逐步顯現。工業企業經營“重擴張，輕轉型”，企業分配“重資本、輕勞動”，埋下了影響持續增長的重大隱患，這也為浙江工業經濟先于全國遭遇經濟下行給出了合理的解釋。

　　特別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依賴“兩低”為主的工業企業難逃寒冬襲擊，加劇浙江工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勞動力價格提高，企業用工增長大幅放慢，導致勞動貢獻在這一時期大幅下降；企業開始注重增強“內功”，省政府提出“機器換人”，技術進步貢獻有所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受2008—2010年4萬億財政刺激。在短期內擴大民間投資，導致資本在工業經濟增長中貢獻明顯較高。

　　第三階段2011—2016年，技術進步貢獻為主，資本貢獻上升，勞動貢獻為負。

　　浙江工業增長2011年達到歷史最低點的負1.2%之后，開始小幅回升。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7.4%，資本和勞動增速分別為7.2%和-1.0%，分別比上一階段低3.8、2.3和3.5個百分點。不過技術進步增速5.1%，雖比上一階段低0.8個百分點，但大大低于其他要素增速的下降；技術進步對工業增長的貢獻達69.4%，比上一階段提高16.5個百分點，超過同期資本貢獻和勞動貢獻30.0和77.8個百分點，成為推動工業增長的主動力。

　　

　　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三者對于浙江工業增長的貢獻變化趨勢表明，21世紀初期以來浙江工業增長動力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從勞動和資本推動為主，轉變為技術進步驅動為主，體現出浙江工業經濟內在素質提升和要素結構優化。

　　重建有利于技術進步的微觀經濟均衡

　　在技術進步為主線的諸因素積極作用下，浙江工業企業的經營規模與技術進步，內需與外需，勞動工資與企業利潤等微觀結構有所優化，形成了生產經營增長速度回落下的微觀均衡重建。

　　“提質換量”，構建企業規模和企業素質新均衡。

　　2011年以來，企業一方面主動收縮生產經營規模，另一方面持續保持科研活動投入，提升了企業內在素質，增強了對于經濟增長回落的抵御能力，推動由傳統外延擴張向內涵增長轉變。

　　企業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等方式，合理收縮生產經營規模。2011—2016年，規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同比年均增長僅4.1%，即使考慮到生產者價格下降因素，仍比前大幅降低。2017年1—7月，企業資產負債率55.0%，比全國低0.8個百分點，比2011年同期降低6.7個百分點；企業財務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為1.3%，比2011年同期降低0.4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企業科研活動支出及其比重持續提高，高技術新產業加快增長，經濟增長質量有所提升。2011—2016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年均增長12.2%，高出企業主營業務收入8.0個百分點，同期科研經費支出相當于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為1/5強，為2004—2011年的近2倍。

　　這有效促進了企業自主研發能力的提升，企業新產品產值率從2011年的22.0%提高至2016年的34.3%。2011年以來信息經濟核心產業、裝備制造、高新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快于工業增加值平均增速。

　　▲2011年-2017年1-6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支出、主營業務收入按月累計增速

　　“機器換人”，構建資本與勞動新均衡。

　　2011—2016年，浙江規上工業企業全部職工數量年均減少1.0%。同時，企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6.6%，人均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7.0%。考慮到同期固定資產折舊率提高了7.3個百分點，生產者價格降低，則人均新增機器設備的實際增速更高。勞動生產率較高，同期浙江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4%，比城鄉居民年均收入實際增速高0.3個百分點。

　　

　　▲1998-2016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和固定資產凈增

　　▲1998-2016年浙江設備工器具、建筑安裝和消費價格3個指數變動情況

　　資本內生技術進步加快。技術進步促進機器設備升級并加速其貶值，相當部分資本技術進步融于機器設備之中。2011—2016年設備投資價格指數持續走低，至2016年達到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最低點，這一利好因素推動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較快增長。

　　勞動內生技術進步亦大幅加快。伴隨用工荒和工資上漲為標志的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結，勞動力成本從過去較低水平開始上升。2011—2015年浙江制造業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扣除物價后年均實際增長13.0%，高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實際增速3.8個百分點。

　　雖然工資上漲從一個方面增加了企業成本，但極大改善了過去勞動所得較低的結構性失衡，對于社會發展和人力資本積累具有積極作用。同時，進入生產一線的本專科大學生持續增加，大大增強了生產一線的知識和技術素質，促進先進工藝技術裝備使用，降低先進工藝技術使用成本，促進生產一線的微創新。

　　“以內補外”，構建國內和國際市場新均衡。

　　工業企業積極應對外需不斷下降，以國內市場彌補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份額有所提升狀況下，推動出口主導向內需主導的轉變。

　　工業企業出口占比持續下降。2011—2016年按美元計算，浙江出口總值年均僅增長2.7%，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占全部銷售產值比重從2007年的26.1%減少至17.6%，減少8.5個百分點。同期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速，2011—2015年持續保持在10%以上，僅2016年以來回落至9%多，一定程度彌補了出口增長下滑的不利影響。

　　▲2011年-2018年1-7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增速和國內銷售產值增速

　　浙江在輕工業生產領域的比較優勢，恰好適應了國內消費升級的需求。國內消費品市場從過去模仿型、排浪式，向個性化、品質化轉型，倒逼企業實施產品策略，改進產品，降低成本，擴大有效供給。同時，浙江作為互聯網經濟的策源地，互聯網面向千家萬戶、降低信息不對稱性的特點，較好迎合了浙江工業企業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推動企業實施渠道策略，實現從單純生產制造向供應鏈協同轉型。

　　網絡協同制造、個性化定制、服務型制造、智能化制造等全新的生產—銷售模式加快涌現。企業在銷售結構向內轉型過程中，通過多元化的市場營銷策略組合，加快推進技術進步，有效擴大內需市場，形成新的內外均衡。